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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座伟大的城市不能全靠忙,也一定需要发展出闲的空间……

《龙中对》第三季上新啦~

第一对《文学的城池》

对话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

共同探讨深圳在迈向全球标杆城市过程中的

文学力量、文学作为和文学担当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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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一起走近《龙中对》第三季第一对探讨文学新的可能性



嘉宾简介


李敬泽,1964年出生,祖籍山西芮城县。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历任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编辑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、副主编、主编。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现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。著有《颜色的名字》《纸现场》《河边的日子》《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》《见证一千零一夜——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》《为文学申辩》《小春秋》《致理想读者》等专著和文集。曾获2000年度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、2005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、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、2015年《羊城晚报》花地文学榜文学评论家金奖。



本期访谈嘉宾李敬泽

一直躬耕于文坛

深度参与、见证中国当代文学的动态发展

作为深圳市龙岗区鹤湖智库的顾问

李敬泽与深圳这座城市渊源已久


在他看来,深圳所具有的文化活力与创新力持续吸引着远方的人们遥望向往,同时也提醒道,“一座伟大的城市不能全靠忙,也一定需要发展出闲的空间,相对静的空间。”









龙中对 x 李敬泽

第三季 第一对 《文学的城池》

文字实录(略有删减)






周智琛:中国现代文学馆,存留在我的心中已经很多年,因为我是个文学爱好者,是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,所以中国现代文学馆,在我的阅读经验里面,生活的经验里面,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名词,我把它称之为“文学的庙宇”。你看这个,陈独秀先生、傅斯年先生、钱玄同先生、蔡元培先生、李大钊先生、胡适先生,全部是巨匠。

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,其实面对像李敬泽老师这样的师者,我们就放松、松弛,把我们的关心点、我们的认知盲点,还有我们想求知的一些重点,就说给他听,他可能就会给到我们很多的回应,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。

李敬泽:这个“逗号”是我们当时,我们的馆标。

周智琛:它是什么(含义)呢?

李敬泽:“逗号”就是不停、持续的。

周智琛:听起来就松弛不下去。


李敬泽:你要是“句号”那不停了吗?


周智琛:我今天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,我还是非常感动。他们问我什么感觉?我说中国现代文学馆,就是我的“文学的庙宇”。

李敬泽:我就是庙里的道士。

周智琛:对,您就是好坐标。所以刚才我进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展,看到那条大河,那片大海,看到了现代,里面有它的革命性,有它的浪漫感,有它的活力,所以才缔造了那些文学的东西。比如北京,比如上海,比如巴黎,它的文学的能量、文学的力量,对那座城市的塑造,对人的观念的塑造,我觉得是非常深沉的。拿深圳这座城市来说,深圳这几年,它在推动它的现代文化、现代文明,它做很多工作,提出了打造博物馆之城、音乐之城、阅读之城。其实我很关心的是,深圳在迈向全球标杆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学的力量、文学的担当、文学的作用。

李敬泽:其实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自己的命运,每个城市也有每个城市自己独特的命运下的独特的焦虑。深圳的主要焦虑就是觉得自己太年轻,其他伟大的城市都有那么几百年、上千年的历史,深圳是历史很短暂的这么一个城市,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年轻?我觉得这个焦虑显然,也就是说……


周智琛:也太年轻了是吧。


李敬泽:不是,就是你本来就这么年轻。所以你焦虑我为什么这么年轻也没什么用。


周智琛:我觉得焦虑有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力量?


李敬泽:这焦虑当然是力量。底蕴深不深,其实并不必然的和这个年轻不年轻发生关系。我们是个伟大的国家,伟大的悠久的文明,随便找出一个不年轻的城市,那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,星罗棋布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一定,和我们现在所意味着的说,什么叫作文化底蕴。真正的是什么呢?是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。

周智琛:新的活力我是看见的,创造力我某种角度也看见了,但是创造力它带来的结果,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让我觉得能够有经典性的东西。

李敬泽:这倒真是由于年轻造成的焦虑。


李敬泽:是吧,四五十年的一个平地崛起的城市,充满了活力,然后你们就开始天天焦虑。


周智琛:要松弛一点是吧。


李敬泽:松弛一点嘛,那就等于我们现在是要以40年或者30年为尺度,甚至有时候恨不得4、5年为尺度来数。那你数不出来不是很正常?一个城市,最重要的就是此时此刻。深圳,她是在时代的、历史的、社会的、中国与世界的种种的交汇点上,在这个交汇点上她的活力,她的创造力,她对于那些真正充满活力的创造的期待、包容和支持,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


周智琛:好,我们不焦虑了。


李敬泽:恰恰在这个意义上真的不必太焦虑。再说谁知道你现在这个小的东西,不是未来的那个大的东西。我们看《长安三万里》,高适、李白、杜甫在他们的当时,没有人去膜拜他们,并不是说他们在当时,就是行走着的高峰。我们一直在焦虑说我们的大艺术家在哪里,但也许就是你昨天晚上和他见面,不把他当回事儿的那个,就是那个大艺术家。也许就你看着好像有点不靠谱的那个作家,他也许就是大作家。

所以一个城市,一个真正的城市,一个有文化生长力的城市,一定是包含着对于才华,在深圳你总能找到那种说,是很纯粹很热烈地追求一件事,你看这深圳人就能把读书做成一件事。


观众:像我读张爱玲或者白先勇,他们觉得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一种小说当中的美感,或者我们传统文学的一个脉络,并没有在我们现当代文学中继承下来,您是怎么样看待?


李敬泽:说起来就话长了,而且很复杂了,涉及到我们对于中国现代的这个认识,和中国现代文学史、现代文学的这种认识,实际上《红楼梦》的很多内在的思想方法,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很多感觉方式、感知方式、艺术方法,属于几乎是无形地影响着我们,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影响着我们,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受的是它的影响。


所以我想其实一个城市可爱不可爱,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,是不是能够让远方的人们遥望向往的城市,能不能让那么多的文学家、艺术家和诗人们愿意在这个城市生活,说白了,文学是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城市自我意识的一个感官,假设这个城市就顾不上认识自己,就没有培育出,逐步地发展出这样的自我的感官能力,你又何以期待着说哪天冒出一个光辉灿烂的东西呢?文化过程,就是把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,存留到我们的记忆里,存留到我们的经验结构里,和思想与艺术感觉的这个结构里去。一个伟大的城市不能全靠忙,但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城市,它一定也有闲的时候,而且特别它是针对忙,它发展出相对静的空间,这个静的空间里,就包括着对于这个忙得滚滚向前的生活的洪流的观察、积淀、整理。像龙岗这样,它可以说是中国制造的一个前沿。

周智琛:有比亚迪,有华为。


李敬泽:深圳的工业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?这里的工人,这里的工程师,这里的企业家,其实无论我们在社会学、人类学,还是在一个博物馆学的意义上,我们其实都没有对它们充分地、足够地、兑现化地去积累、去整理、去存留,去把它转化为我们的经验和知识。我甚至觉得更重要的,其实我更愿意的、更期待的是说,在这样一个地方有外来的作家、记者,我们通过一个机制,让那些工人、工程师,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经历、感受、经验都留存下来,你可以想见100年后、200年后会很珍贵的。

周智琛:这边有朱自清的东西吗?


李敬泽:有,一些手稿、一些皮箱、一些物品什么的。

周智琛: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,它实际上是在还原和保存它的场景,但是如果在数字化时代,这个塑造说不定会更丰富一些哈。

李敬泽: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不像你那么乐观。现在如果你找到你90年代的电脑以及90年代的硬盘,你就会发现,你在90年代认为会永远存在的那个数字、那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是在这里,有一个东西是人类的本性里根深蒂固的东西,就是人类对于一个实实在在的痕迹的保存。5000年后的人,在我们这就只找到了硬盘,或者只找到了这个数据的(痕迹),我觉得也好像不太好,最好还是留点实物。我相信5000年后的人们对我们的兴趣点,很大程度上,也还是觊觎就是挖出现在的一个垃圾堆来,看看这里,哎呀……


周智琛:对,那个可能更真实,是吧?

李敬泽: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,所以说博物馆是干什么的?博物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,保存这种人类经验的痕迹,把它从时间中拯救出来,保存下来放在这里。


往那边去看看吧,你们可能都没注意到冰心的墓在那边呢,这个就是冰心先生。

周智琛:年轻的时候。

李敬泽:她年轻的时候的一个雕像,她和吴文藻先生的骨灰。

周智琛:就在这里面吗?

李敬泽:就在这儿。现在这个季节不好了,这两棵是樱花,冰心先生的日本朋友送的,所以这两棵樱花的品种还……


周智琛:相当好。


(采访中谈到龙岗鹤湖新居)


李敬泽:这个现在还完整吗?

周智琛:非常完整,保存得非常完好。


讲解员:整个鹤湖新居算是广东省最大的客家围屋之一。


李敬泽:这最多的时候住多少人呢?


讲解员:最多的时候住过将近1000人。


周智琛:那真是厉害。

李敬泽:规模这么大,保存这么完好。同时也是确实在那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先民,他们那样特别独特的,那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。保持和传承着这样一种文化记忆的这样一个活跃场所,活跃的空间怎么想办法把它用起来,把这个空间功能充分打开。这说起来是容易的,但实际上不容易。

周智琛:其实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跟人的关系,跟城市的关系,和国家的关系,其实这个是很根性的,甚至是个母题我觉得是。

李敬泽:这个文的传统。这个在我们的文明中是起了基础性作用。这我们都知道,中国的传统中,我们主要不是一个宗教传统,这个文以及文教、政教,政教要依靠文教。这个传统其实是从我们文明早期就开始了。最近这《长安三万里》会这么火,像李白、杜甫他们,包括高适,包括岑参等等,就是我们这些伟大的古代诗人们,他们其实是,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感知世界的方式,我们是怎么感知世界的?我们是怎么自我表达、自我抒情的?其实都是他们,通过这个传统就已经把我们给带到其中了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,文学在中国是那么重要,是我们文明中可以说是一个基础的、底部的这么一个装置。
  
诗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养成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,它在孔子那里就已经赋予了它崇高重大的文化功能,它是面向社会,面向说我们如何建构我们的世界,如何建构我们的社会的、情感的、政治的共同体的时候,需要这个诗的传统。所以你看从1840年以后,我们这个民族面对巨大的挑战,这种考验的是深度,甚至到了说,我们还能不能在一个现代世界里存续,我们到了19世纪末,中国的最先进的这些人们,在当时的情况下,会发现说怎么办?梁启超他就提出诗界革命、小说界革命。由小说和诗出发,革社会的命,开启现代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,文学对于塑造现代文明,对于推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,同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能动性的、塑造性的力量。

周智琛:文教,我听得是很震撼的。这个文教传统几千年下来,尤其在80年代的时候,我们有一波这种文学的盛景,它被社会各界,好像就现在当下人都在谈科技一样的那种感觉,文学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地位。那您觉得现在文学这么重要,要不要再一次被系统性地强调和推进?

李敬泽:我觉得是这样,第一,我们的生活包括文化的生态、传播方式、媒介的格局都发生巨大的变化,这个变化,其实常常是革命性的变化、根本性的变化、不可逆的变化。比如互联网这个变化不可逆,只有滚滚向前。我们是站在一个变化的角度来发问,但我们同时在发问的过程中,我们也忘了说,你发问的那个对象其实也是一个变化和流动的状态。就文学而言,我永远相信文学是在的。第二,人要运用这个语言自我表达,展开想象,以这样的一个自我表达和对世界的想象,我们展开交往和交流,那么现在其实只要我们依然是需要用文字来想象,来抒情来自我表达,那么我觉得那不就是文学吗?

周智琛:刚才我听明白了,其实我也在校正我的提问。其实我今天问您的问题是,首先是带着立场。我的立场是,文学十分重要。

李敬泽:我恰恰是要说面对巨大的变化,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着眼于文学的新的可能性。提问者心里,他其实他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,但你怎么知道,这个对象是会固定不变呢?不会固定不变的。文学的基本形态不是金科玉律,我们现在形成的这样的一个,这是小说,这是纯文学,这个完全是个现代建构,不是自古就有的。自古就有的文学,好多在现代不也变了吗?那个诗的传统,文的传统,在现代也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。

周智琛:有很多的年轻人,尤其是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过程中,很多人就是失去了故乡,那有很多出生地可能也回不去了,可能在精神上,或者空间上等等,可能慢慢就是这种疏离,但又找不到根的感觉。这么多这样的找不到故乡的人,如何找到自己的那个精神的原乡,或者让自己安顿一下?

李敬泽:人有时候是个观念的动物,就是你制造出观念来,你就为它所困,是吧?


周智琛:是。


李敬泽:就是包括你想象你应该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,你会为它所困。离乡,迁徙,漂泊,这现代人的宿命,现代经验深刻的就包含着这个。


周智琛:而且无可规避。

李敬泽:所以,当我们思考离散的经验、漂泊的经验、离乡的经验的时候,其实我们都要意识到有一个前提,你是一定要走到外面更大世界里去。


周智琛:对,得出走。

李敬泽:你实际上无论是在现实的选择和精神的选择上,你都没有办法说,对吧?就是说我们必定要面对这个烦恼,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,与其说我们的精神上的困扰,是不是有一个精神上的那个故乡。倒不如说,我们是困扰于你在世界上漂泊的时候,在你面对着现代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。一方面真正召唤我们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,但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,它也确实是造成了一个持久的,就是我们关于生活意义的这样的自我追问。漂泊中的不确定性,常常会使我们要怀疑我们的意义所在,使得你这个人生的意义所在,也变成了一个需要时时被追问,时时自我怀疑的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下,所以说这个精神的原乡问题,才成为一个持续困扰我们的问题。到底什么能让我安顿呢?是吧?到底什么让我觉得心里踏实?但这个问题真的没有说,现在答案一二三四,对吧?现在我给你答案一二三四,你信吗?这个答案一二三四都是你自己给自己,每个人都要自己去解决。

周智琛:有文学上的处方吗?


李敬泽:文学更不是一个开处方的。但是,这确实可能是文学所面对的人类情境,所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,文学可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投射出去的印象,你可能会拿起一本小说,在他的困扰中看到自己的困扰,你自己的困扰无以言表,但是你会觉得这本小说或者这首诗竟然说出了你的困扰。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力量。

周智琛:我想当年那个,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的那些巨匠、巨人们、作家们,他们当初其实跟你我是一样的,也都是青春正好,然后就远走,然后去感受他,他也不知道有一天会进入这么大的殿堂,他一定没有想到,只不过把握当下,面朝未来,做最好的自己,无非如此。


李老师,我问一个问题,100年以后,中国现代文学馆还叫中国现代文学馆吗?

李敬泽:100年以后,那你也不能100年以后变成,叫中国古代文学馆,现代是一个不断延伸的概念。

周智琛:对,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界定我们这个时代。

李敬泽:但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是现代。



来源:龙岗区委宣传部

责编:龙岗融媒(编辑 陈逸芝)校对:王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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